百年义利40年往事:落寞衰退到涅槃重生
http://www.cteo.com.cn  时间:05-21  城经网

  5月18日,北冰洋义利园区北2门。两位前去北冰洋义利旗舰店购物的老人,从北2门口走过。A08-A09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

  1951年,义利迁至北京后,在原宣武区广内王子坟建立新厂。

  义利面包旧时的生产工艺。

  1951年6月15日,北京市义利食品厂成立时的纪念留影。

  5月8日,大兴区,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,面包生产车间,工人们正在忙碌。

  上世纪五十年代,北京义利食品厂苏打饼干盒。

  北京 百年义利

  5月6日下午,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, 一位大妈进了店门,熟练地向左拐,抓起两个“果子面包”,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。

  老伴在门口等她,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,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,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。

  门楣上,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——“百年义利”。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(简称“一轻”)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,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。

  几十年浮浮沉沉,“义利”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浪潮下经历了长时间阵痛。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,这家老牌国货在和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互相博弈、此消彼长,一度差点关门。

  改革开放40年,“义利”从“唯我独尊”到落寞衰退,再到今天涅槃重生,这条复杂的曲线,难用“不惑”一笔勾勒。

  广义街5号

  早上8点,南五环外的大兴厂区里,“义利”的生产线已经开工。36岁的糕点师赵占中6点50分就到了,昨夜的奶香还未散去,他一边准备鸡蛋一边打开机器。等前面的师傅把小蛋糕打好后,他拿出黑色的模具盘子,挂上浆,一排一排码整齐,送进烘焙炉。

  赵占中来自河北保定,他只知道这个在京城打响名号的企业并非土生土长,是建国初响应“繁荣首都”的号召,从老上海的租界区迁徙而来。搬到大兴厂区前,一直在城内广安门附近的广义街5号。

  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讲出街名的来历:“广”是广安门,“义”是义利食品厂。从1951年到2001年,“义利”在这里度过了整整50年。在工厂后墙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,自称闻着“义利”味儿长大,对昔日的辉煌记忆犹新——

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等货的汽车在后门排起大队,延绵两三百米。小推车直接到生产线上去等货,出来一箱拉走一箱。凌晨四五点送到西单、王府井等几个大的销售点,听说已经有人等在那里,连轴转的机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。

  “果子面包”是从老上海的“圣诞面包”演变而来。起初夹的是新鲜水果,可北京除了四月杏、六月桃儿,新鲜的时令水果很少,就把水果换成了果仁。他记得厂里有辆老上海的“581型”三轮汽车,突突突地开进开出,“墨绿色的特洋气”。

  刚搬来时,上海的老工人跟过来48个。老周的邻居就有一位,“说话南方味儿,不吃酱油”。上海人的“讲究”在全厂内外传为一段佳话: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,从不偷懒。下班男的换上西装,女的穿上连衣裙,去舞场跳舞。

  北京知青陈君远在博客上记录了42中学生在厂里学工的记忆:一天上夜班,凌晨6点喇叭里突然传来哀乐,隆隆的机器声戛然停止。众人错愕,几分钟后才知道周恩来总理逝世了。

  当时间来到1976年,全厂已有两千多工人,“干好了评个先进,干砸了国家补贴”。当时的义利是集体所有制企业,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调控,生产、投资完全不用经营者操心。

  端着“铁饭碗”的他们还不知道,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邓小平提出“对内改革,对外开放”的战略决策,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“阶级斗争为纲”转移到经济建设上。次年,邓小平再次提出,“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,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。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,也结合市场经济,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。”

  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此后二三十年里国家的重要议题,“义利”也迎来命运棋盘的改变。

  “人家按经济规律,咱们对市场一窍不通”

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中国经济细胞开始复苏。可口可乐重返中国;全聚德烤鸭店恢复开业,老字号逐渐复活。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城,就业问题成为燃眉之急。

  18岁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时,正在通州农村的日头下割麦子。在申报的四个工作志愿里,他最想去首钢当一名翻砂工,理由很简单:重体力劳动岗,工资33块,比其他单位高一大截。结果他没有被录取,来到义利食品厂的面包车间。

  和许多五十岁以上的国企职工一样,他记得自己最初十年间的工资变化:1979年18块,1981年20多,1986年40多,1989年60多。

 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年月里,改革最初是何时从厂里开始的,没人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但大部分人凭感觉相信,1984年算得上一个重要节点。

  1984年4月,“义利”在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。李奇回忆,门口摆着“空调开放”的大牌子,走进去轻音乐扑面而来。洗完手,水池旁有一个热风机,不到1分钟就把手烘干。取餐处,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,方便又新鲜。

  义利快餐店的领先成为企业故事中光鲜的一页。同一年,工厂第一次迎来了美国人。

  生产饼干的国际大厂纳贝斯克主动找过来,希望成立合资企业。义利响应鼓励中外合资的改革政策,渴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:义利占股51%,对方占49%,企业名称叫“义利-纳贝斯克”。但随之而来的改变,全厂上下始料未及。

  对时年34岁的胡文中来说,起初只觉得饼干车间搬走了,厂里少了一波人。但合资后,动物饼干、苏打饼干全部取消,改生产纳贝斯克的产品。从那之后,义利的名气逐渐被取代。

  “对方壮大后扩资,义利股份被稀释,人家这时候去掉‘义利’两个字,就叫‘纳贝斯克’,把你踢了。” 胡文中今年68岁了,头发花白,1980年,她从插队的地方返京,到义利食品厂劳资科(相当于人力资源部)工作,跟随工厂走过38年。

 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,外国人看重的是义利的销售渠道,“人家按经济规律做生意,咱们那时对市场一窍不通,只知道国家派多少料,咱就生产多少。”

  外资涌入的阵痛尚未消逝,内部改革的脚步已纷至沓来。“拨改贷”的政策自1980年代初起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轻工业、旅游业悄然进行。此前,国家长期实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预算无偿拨款,为提高企业经济责任,改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解决,还款时支付利息。

  胡文中说,“义利”吃惯了拨款没有意识到变化,觉得贷款也是国家给钱,“不花白不花”。从国外引进的11条生产线,在市场丢了之后,基本成了负资产。

  改革过程中“试错”的故事不止这一个。

  1984年,十二届三中全会将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,“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”、“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”。

  但是,全面放开价格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有很大风险,“价格双轨制”成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,即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,其价格由市场决定;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。

  1980年代末期,义利果子面包、北冰洋汽水就属于北京市指令性计划的产品,胡慧中记得物价局给果子面包的定价是4毛2一个。但当时,糖、油、面这些生产原料已经变成企业自行采购,市场上原料价格上涨,商品却不能涨价,果子面包只好停产。

  “再继续生产,卖一个就赔一个”。1992年,《北京晚报》的一篇发章让胡文中感叹不已,标题是《义利面包哪里去了》,“要不是消费者想着你,估计这面包早没了。”

  在市场的呼唤下,果子面包恢复售卖。

  从“个体户”到“职业经理人”

  1993年,朱镕基面对德国记者提问时讲到,“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国有企业负担沉重,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。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,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。”

  胡文中回忆,当时义利车间里,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复存在。老职工对那段记忆印象最深的,是一块5毛6一升的燕京扎啤,“成天待在宿舍楼里,一边喝啤酒,一边打扑克”。有人上班签个到就走了,上外面干私活儿。

  1997年,胡文中忙个不停,忙着安排职工下岗分流。有人骂她“干缺德事儿”、“光想着赶我们走”,每个职工见到她,都能讲出家里家外一箩筐的难处。

  除了下岗潮,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,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,自主承包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经营形式。

  1995年5月,李奇离开广义街,在南二环外一个300平米的厂房落下脚跟,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型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,每年交15万租金的场地费。厂领导给了他50万启动资金,让他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,“能把租金赚回来就行”。

  十几个人,自负盈亏,34岁的李奇经历了一次“创业”,金穗面包厂作为“一轻”集团的三级子单位从这里诞生。和他一起被“甩出去”的承包厂,有十来个。

  走出醒发室,他蹬上三轮车,把新研发的面包送进街头巷尾的小卖部,“跟从前完全不同了,都以为我是个体户”。第一年年底财务核算时,面包厂创造了14万元利润。之后几年,自选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李奇看中了北三环的超市发,在那里开拓了第一家现场烘焙的“店中店”。

  2001年,中国正式加入WTO,标志着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。金穗面包厂和另一家面包厂合并,更名义利面包厂,也迎来了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位股东,由“一轻”食品集团控股,成立了合资企业。

  李奇被聘为面包厂的总经理,“‘一轻改革步伐算迈得大的,我是纯国有的总经理,国企编制。” 企业内部,他被聘为“职业经理人”,对股东负责。

  此后十年,他的“店中店”做了40多家,2012年开了自营连锁店“百年义利”。而此时的义利食品厂,除了挂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职工,已所剩无几。员工都说,“面包厂救了义利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

  2011年,李奇接手了兄弟企业“北冰洋”,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复出。

  1990年代中后期,“百事可乐”在政策鼓励下收购了这家公司,北冰洋冷饮品牌被雪藏。十几年过去,便利店的饮料柜里,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满满当当,玻璃瓶的包装逐渐被遗忘。北冰洋苗条的瓶身上的“雪山白熊”逐渐被人遗忘。

  股东会上,李奇说,“咱赌一把玻璃瓶儿吧,老百姓找的是回忆。” 他声音洪亮,显得底气十足,但心里并无十足把握。起初,厂里上了一条小规模的生产线,每小时生产18000瓶,没想到一售而空。

  重拾工匠精神

  5月6日下午6点,李奇在大兴的厂区里踱着步,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。工人陆续走出车间,跳上班车回家。北冰洋车间还没下班,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残渣,掏出烟头、冰棍棍儿、餐巾纸,再码放到流水线上清洗。

  “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,洗不干净有很大的风险。大企业都捡省事的事儿去做,只有难事儿是我们生存的空间。” 此时的李奇已十分清楚,义利早已不是当年的“大企业”。

  他在厂区辟出几百平米绿地,人工湖上竖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。20岁的美院学生正往绿色油漆桶上刷彩绘,来这里做布景兼职之前,他从没听说过“义利”。

  李奇坦言,年轻人和外地人一听国产面包都觉得老派,企业也尝试着改变。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上,北冰洋赞助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组织的员工相亲大会。

  “不过,情怀和品牌只是敲门砖,能做久了还是靠品质。”他每天都在想,人们买表买瑞士的,买耐用品买德国的,理由是什么?

  根据数据统计,截至2013年,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,日本有3146家,为全球最多,德国有837家。作为GDP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的中国,并没有多少百年企业。其中,重要原因之一,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传承。

  “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产,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。”2016年3月,“工匠精神”首次出现在李克强总理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。

  意识到这一点的义利,也正在重拾工匠精神。

  “我的父亲是钳工,我刚进厂时是面包烘烤工,靠手艺一步步走过来。” 1979年,发过酵的生面包被一盒盒装入大烘箱的入口,二十分钟后送达出口。喷香喷香的面包出炉了,铁盒子很烫,李奇一年四季穿着短袖,把沉甸甸的铸铁托盘从传送带上拿下来,转过身倒出六七个面包,“手慢了不行,铁盘掉下来砸脚。”

  他从来没数过,这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多少遍。后来,他看一眼面团就知道原料配比准不准,面粉打的时间够不够,发酵的程度合不合适。

  “每个人进厂学手艺都有师傅,教他一些方法。他学会后在这里立业成家。几代人都做这样的事,就是瑞士的钟表匠。”他觉得义利要走的路,来日方长。

  改革亲历

  李奇 57岁,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,管理义利、北冰洋等品牌。

  1979年6月10日,我正在地里收麦子。镰刀磨得不快,我动作幅度比较大,一没留神腿上划一块皮下来。就那会儿,我接到了通知信,说户口可以迁回北京城区了。我们家原来住前门鲜鱼口,1969年响应“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号召,搬到通州区和河北省交界的农村。

  当时,义利食品厂开始面向社会招工,学徒工工资每月18块。我进了义利的面包车间,醒发、烘烤都干过。义利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,我们就叫它“义利大集体”。

  我1988年调到产品开发科,做新产品研发,研究面包和饼干的生产环境,包括温度、湿度、醒发时间等等。之前几年,外资企业看中义利的销售渠道,合资后用这个渠道卖自己的品牌商品,壮大后把国产品牌停掉,市场逐渐被外资吃了,我这个开发科基本无事可做。

  同时,国家给企业的拨款逐渐改成贷款,经营后要偿还,还得付利息。厂里一下引进11条生产线,到了1990年代基本都变成了“包袱”,甩都甩不出去。

  1995年,我当时承包了一个小面包厂,用的厂房就是一条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。那时候,厂里正响应“退二进三”的改革政策——退出二环,搬进三环;退出二产,迈进三产。

  面包厂启动资金50万,十几个人,自负盈亏,我算经历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创业吧。有了利润,两年后厂里又给了50万。到2000年前后,面包厂发展到130多人,主要靠超市的渠道,做面包房门店。2012年,我们开了自己的连锁店,员工现在有1300多人,每年工资总额大约2个亿。

  国企现在的“包袱”还是比私营企业更重。像味多美,他们在审计、员工契约管理、配套方面都比我们灵活,人家做得也确实好。

  有的员工想多挣工资,不想上保险,国企不行。有的员工不想去门店附近住,我们得派车接送。食品厂名下还有4000名退休职工,虽然工资是国家统一发放,但他们已经形成“有事儿找企业”的观念,供暖费、物业管理维修费出了问题,都过来找。

  根据这些我的亲身经历,我觉得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和创造力。在那个年代,集团领导的放权和信任,让我有了机会。接下来要想市场上立足,还要继续改革。

  改革辞典

  价格双轨制: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,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。在中国一般是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。是指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。

  双轨制是1979年至1993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战略。随着体外价格机制的逐渐发育、壮大,最终让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,逐步退出市场。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和最终打破,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向市场经济。(记者 陶若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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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新京报 编辑:城经小编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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